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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往往要面对报复排挤、长期压力，甚至会被整个行业列入黑名单。本文作者深入剖析了这些勇敢的真相揭露者选择挺身而出的原因、遭遇的雇主反击、可获得的法律保护，以及他们在举报前应当权衡的各项因素。
Elin Baklid-Kunz曾担任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比奇Halifax健康医疗中心的医生服务总监，专攻医疗合规领域。作为举报人，她发现该医院存在多项舞弊行为：通过虚假方式向美国联邦医疗保险（面向美国老年人的政府医保项目）超额收费、使用舞弊性医疗编码、向医生支付回扣，以及违规收治患者并对其实施非必要的住院手术。一名知晓这些舞弊行为的医院员工表示，把患者转诊至Halifax医院，无异于“把羔羊送入屠宰场”，因为这些患者几乎都会被实施手术。但Baklid-Kunz不愿对医院行为给患者造成的伤害坐视不理，她表示：“当手无寸铁的人正在受到伤害时，你不能置之不理。”
Baklid-Kunz察觉到医院管理制度中诸多不合规之处，例如医生的奖金与医院利润挂钩——她认为这种做法涉嫌违法，但直属上司George Rousis却向她保证该做法合法合规。然而，她随后从一名律师处得知，此类行为违反了美国《斯塔克法》。该法律禁止医生将联邦医疗保险患者转诊至与自身存在经济利益关联的医院。这类利益安排会产生利益冲突，可能诱导医生推荐能为自己创收、却未必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检查、手术或其他医疗项目。
那些勇于挺身而出、举报雇主不当行为的举报人，往往会遭遇各类报复行为，包括解雇、降职或不予提拔、剥夺福利、威胁恐吓或骚扰、调任不受待见的岗位等。
当Baklid-Kunz再次向Rousis表达自己的担忧时，对方表示，一旦政府知晓医院与医生的相关利益安排，必将引发一场 “轩然大波”。Halifax医院的一名律师曾撰写备忘录，指出医院的相关做法违反了《斯塔克法》，并建议主动向政府披露这些不当行为。但医院高层却选择采信外部法律顾问的意见——该法律顾问称医院的做法并未违反任何法律。最终，医院高层既未按规定向政府上报不当行为，也未修改与医生签订的相关利益合同。
在联邦医疗保险合规管理体系中，主动披露是指医疗服务提供方主动向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上报潜在违规行为（如违反《斯塔克法》的行为）。通过自我转诊披露机制，相关机构可承认自身的违规事实、列明整改措施并退还所有超额收取的费用。主动披露往往有助于减轻处罚，同时也能体现机构在患者护理方面对透明化运营与职业道德坚守的决心。
Baklid-Kunz曾经手一起医保舞弊收费案件：一名脑癌患者在住院治疗后最终离世。医保索赔申请表显示，神经外科医生在患者住院期间，每天都收取了重症监护费用，但患者的病历却表明，该医生从未提供过任何重症监护服务。Baklid-Kunz表示：“我们不仅向保险公司和联邦医疗保险骗取了这笔费用，还向患者家属收取了相应的自付部分，可我们根本就没提供这项服务。” 她就此咨询了医院的总法律顾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对方却称无需担心，因为Halifax医院是公立机构，不会受到《虚假申报法》的制裁。
这位总法律顾问还声称，“自己在美国司法部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一旦有任何调查行动，他都会第一时间得知”。Baklid-Kunz又向医院其他法务人员、管理人员和合规专员反映了问题。在一次尤为激烈的争执中，George Rousis对她说，她应该忠于Halifax医院，而非政府；还说如果她动了举报的念头，最好立刻离职。
那些勇于挺身而出、举报雇主不当行为的举报人，往往会遭遇各类报复行为，包括解雇、降职或不予提拔、剥夺福利、威胁恐吓或骚扰、调任不受待见的岗位、降薪减时、被排除在会议或培训之外、遭受嘲讽以及被诬告工作表现不佳。
Baklid-Kunz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频繁感到恶心、睡眠困难，体重也不断增加。但她坚持要做正确的事，因为她 “真心为患者感到担忧”，而且她坚信医院管理层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却选择置之不理。“我一直希望能有其他人站出来，可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成为那个挺身而出的人。”
Baklid-Kunz的遭遇并非个例。报复行为会对举报人的精神造成严重伤害。对失业或承担法律后果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他们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举报人在工作场所的社交活动中可能会被孤立。遭到同事或领导层的报复，还会让他们对整个机构失去信任。一些举报人表示，长期的报复行为使他们患上了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职业倦怠。报复行为同样会给举报人的职业生涯带来严重后果。雇主可能会散布负面言论，阻碍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还可能利用不实的负面绩效评估，作为对他们实施纪律处分或解雇的借口。举报人往往会因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被迫辞职。
2022年，一项针对《舞弊审查与白领犯罪》一书中84名举报人的调查显示，82%的举报人在举报后遭到了骚扰，60%被解雇，17%失去了住房，10%曾试图自杀。
美国举报人组织创始人、心理学博士Jackie Garrick在接受《舞弊杂志》采访时表示，该组织收集的数据显示，举报人 “无一例外都会遭受心理创伤，出现抑郁、焦虑、道德伤害等问题，部分人甚至会产生自杀念头”。该组织致力于为举报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本文将深入探讨举报人挺身而出的动机、机构诋毁举报人的原因、同事与雇主报复举报人的手段、抹黑举报人的种种行径，以及举报人在发声前应重点考量的事项。
举报人的举报动机
举报的完整定义是 “组织的现任或前任成员，向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个人或机构，披露其雇主所掌控的非法、不道德或不正当行为”。这一定义既包括向管理层等内部渠道披露不当行为，也包括向监管机构等外部机构揭发相关违规行径。
当发现所在机构存在舞弊、资源浪费、权力滥用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时，举报人往往会出于道德、个人与职业责任感选择举报。他们的动机可能源于对追究不法分子责任的渴望，尤其是当相关不当行为波及弱势群体或违背公众信任时。部分人会在向主管反映问题却遭到忽视或驳回后，选择向外部渠道举报。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担忧未被重视，且不当行为将持续造成更多伤害时，举报就成了他们的最后手段。Garrick表示，举报人选择挺身而出，往往是源于 “由精神信仰塑造、经职业道德淬炼的道德准则”。她还指出，对许多举报人而言，揭发不当行为的举动，往往受到过往创伤经历的影响——他们不愿看到其他人再遭受同样的苦难。
无论举报的初衷为何，举报人的核心作用都是揭露不当行为、保护公共安全并维护机构的诚信。他们的揭发行为，往往能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促成对不法分子的刑事起诉，并助力追回公共资金。
《善意提醒：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应如何鼓励员工举报不当行为》一书的作者指出，选择举报的员工，往往是因为坚信此举有利于所在机构，才主动且坚定地揭发违规行为。正如Baklid-Kunz所说：“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举报人…… 我把相关情况告知了合规部门、法务部门的众多人员，因为我以为他们一旦知晓，就一定会采取行动。我从未想过，身处那样职位的人，竟然能对此置之不理。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希望他们能认真倾听我的诉求，可我们之间仿佛是鸡同鸭讲。我曾无数次想过，能不能就此抽身，什么都不管。我太想那样做了——换一份工作，忘掉这一切。”
因忠于真相而遭受诋毁
人们往往会通过自己所属的机构来定义自我，从工作场所中获得身份认同感，尤其是工作场所本就是日常社交互动的核心场所。企业的影响力会改变员工的忠诚度排序，常常导致员工将公司利益置于其他职业关系之上。而许多举报人，则将自己定义为对真相的坚守者。
对部分人而言，所在机构只是实现个人目标（如获取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的工具，他们会排斥一切威胁自身抱负的事物。当个人成功与遵从组织规范深度绑定，员工往往会接纳这些规范所承载的价值观，也就不太可能去质疑不道德的行为或失职的领导层。
腐败行为可能会在组织文化中演变为常态，并渗透到企业决策流程中，致使原本守法的人也会为不道德行径寻找合理化借口。2013年的研究《权威对举报行为、合理化心理及情感的影响》指出，相比自我认知，所处环境对行为的塑造作用更为显著。一个人的品性，会在应对各类处境的过程中得以显现。当存在足够的诱因驱使人们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他们往往会在道德层面自我开脱。这类诱因可能包括晋升承诺或加薪机会，这些因素会增加个人为利益放弃操守、从事不当行为的风险。他们会通过三种方式为自己开脱：将不当行为重构为符合道德的举动、淡化行为造成的后果，或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
群体氛围会影响人的认知，那些挑战群体规范的人——即便是出于道德动机——也常常会被贴上“不忠”的标签。一个组织的非正式文化，由不成文的惯例与同伴影响力塑造而成，往往比正式的道德规范体系更能左右员工的行为。Halifax医院的文化，就是将利润置于诚信之上。
不妨以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2006年哨兵奖得主Bunatine Greenhouse为例，她曾晋升至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文职人员的最高职位。
Greenhouse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整治政府合同领域根深蒂固的腐败风气。尽管遭到陆军工程兵团内部人员及竞标方的反对，但她的直属上司——陆军中将Joe Ballard始终对其表示支持，她的绩效考评也一直拿到最高等级。然而，Ballard退休后，新任领导层完全依据指挥官与工商界的人脉关系来授予合同。
这位新任指挥官起初还称赞Greenhouse工作表现优异，但后续的绩效考评却将她评为不合格。最终，Greenhouse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降职。2006年，Greenhouse在接受《舞弊杂志》采访时表示：“我之所以被降职调离，只因我工作过于出色。我对亲眼目睹的合同滥用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还公开作证揭露这些乱象。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在竭尽所能做好本职工作，倾尽心力维护公众信任，确保国家和前线作战人员始终能以最优性价比获得所需物资与服务，为他们奔赴战场、克敌制胜提供坚实保障。所谓举报人，就是忠于真相的人。”
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2023年哨兵奖得主Xavier Justo，因揭露一起涉案金额超45亿美元的全球特大金融丑闻，在泰国监狱服刑547天。该丑闻涉及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一马发展有限公司”遭非法挪用资金一事。Justo此前任职于石油服务公司沙特石油，他因揭发公司从一马发展基金挪用超10亿美元的行径，被前同事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沙特石油曾与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而该合资企业正是挪用这笔投资基金的工具。
Justo因助力扳倒腐败的马来西亚前总理Najib Razak,，在当地备受赞誉。2023年，他在接受《舞弊杂志》采访时坦言：“顶着举报人的光环，被视作正义之士、英雄人物、坐过牢的人——这些头衔对找工作毫无帮助。我确实能接到几份咨询类的零活，但经济状况糟糕透顶。我只知道这个月的房租能勉强凑齐，可下个月的钱还没着落，我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非经济层面阻碍因素往往涉及心理施压。企业不会直接解雇举报人，而是想方设法打击其士气、羞辱其人格，营造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环境，最终迫使举报人主动离职。这种心理施压类似于“无声的社会性排斥”——这是一种以孤立他人为目的的社交排挤行为。这类排挤可能表现为：将举报人排除在社交活动或工作邮件群组之外、对其“冷暴力对待”（刻意断绝沟通）、散布不实谣言，或是在企业内部对其进行物理隔离。正如《举报人：激励因素、阻碍因素与保护策略》一书中某位心理学家所言，“没有比社会性排斥更阴险恶毒的惩罚手段了”。
例如，自从同事们得知Baklid-Kunz提起举报诉讼后，开会时都拒绝坐在她旁边，而她原本一直名列前茅的绩效考评成绩也一落千丈。有一位“共事多年的同事在医院门口拦住她，当着患者的面大声斥责：‘你还有脸回来？你真该感到羞耻！’”当她向医院法务部门报告这一事件时，法务副总监却只是耸了耸肩，轻描淡写地说：“事到如今，你还能指望别人对你有什么好态度？”
Baklid-Kunz被调到走廊尽头一间未粉刷的狭小房间办公，她的电脑访问权限也被修改。Halifax医院还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专门攻击Baklid-Kunz的信誉与人品，炒作她会通过诉讼获得巨额经济赔偿，声称她提起诉讼纯粹是受贪婪驱使。在针对Halifax医院相关行为的调查过程中，律师们发现，大量涉及不当患者服务的文件已被销毁。即便如此，一位已退休的应付账款文员仍称Baklid-Kunz的行为“在道德层面令人作呕”。
Baklid-Kunz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有一次，一家医疗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邀请她参加面试，面试后立刻向她发出了录用通知。但没过多久，这位副总裁就给Baklid-Kunz发了一封邮件，称公司董事会与总法律顾问都反对聘用一名举报人，邮件中写道：“我已经尽全力为你争取，阐述了聘用你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客户若是知道公司雇了一名举报人，可能会终止合作关系。”
Baklid-Kunz的案件尘埃落定后，一些合规领域的从业者在与她打交道时，也显得十分不自在。例如，当律师Marlan Wilbanks在一场大型合规会议上提及Baklid-Kunz的案件时，会议主办方拒绝邀请她参会，也不同意让她加入座谈小组——尽管匿名与实名举报线索，都是检察官识别和构建舞弊案件的关键工具。Baklid-Kunz还是出席了这场会议，却发现众人都在刻意回避她。她的一位参会友人表示：“在场的很多人心里都在想，‘你怎么还来这儿？拿到钱就该走人了，别再纠缠不休。’”
Baklid-Kunz并不认同这种看法，她表示：“很多人把举报人看作赏金猎人，认为他们获得的奖励是沾满血腥的钱。但人们不明白，大多数举报人挺身而出的动机绝非仅仅是金钱，因为这笔奖励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种种意外，最终落得一场空：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
腐败领导层与举报行为
腐败的领导层将举报人揭露真相的道德勇气，等同于不忠不义，认为这种行为会给机构和同事带来经济与声誉上的双重损害。当权者常常诋毁举报人，将他们的行为歪曲为受贪婪或报复心理驱使，同时营造出孤立真相揭露者的文化氛围，让他们的个人生活陷入窘境，最终被迫放弃并主动离职。然而，举报人或许没能意识到，不当行为的根源正是领导层成员，而这些人必将实施报复。
安然公司举报人、高管Sherron Watkins曾致备忘录给时任首席执行官Kenneth Lay，指出安然公司存在多项可疑金融交易。已被定罪的安然公司首席财务官Andrew Fastow得知Watkins向Lay举报舞弊骗局后，要求解雇Watkins，并没收了她办公桌上的电脑。尽管Fastow执意如此，Watkins最终还是保住了工作，但被调离了高管办公室，发配到安然大厦底层一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还被安排了琐碎的工作。当时的工作氛围极度紧张，Watkins甚至不得不向安然公司的安保人员寻求建议。
举报前的重要考量因素
举报人选择向外部披露问题通常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认为向内部举报徒劳无功
组织对问题置若罔闻，毫无解决不当行为的意愿
希望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支持
《企业举报人求生指南：坚守真相实用手册》一书指出，举报人若想成功寻求外部监管机构介入，就必须在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找到对口的监管机构及负责人。
潜在举报人应当做好准备，接受外部机构的直接质询，因为成功的诉讼需要确凿的证据，以及能够明确证明相关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据。
在美国，成功的诉讼通常需要证明不当行为确实触犯了某项法律。正如一位举报人在2015年出版的《会计职业道德：决策方法》一书中所言：“举报的关键不在于揭露真相，而在于证明真相。”此外，大多数举报人都对举报所需采取的防范措施、需提交的证据数量，以及案件启动后自身将面临的孤立无援处境，缺乏足够的认知。
除此之外，在庭审前及庭审过程中，被控存在不当行为的组织一方的律师，往往会将举报人抹黑为心怀不满的员工，称其是因未获晋升等原因，借机报复公司。标准流程通常建议向主管举报不当行为，但如果主管本身也牵涉其中，这条路径就会出现问题。值得举报的不当行为通常具备以下特征：造成伤害、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组织使命宗旨，或是存在其他违背道德准则的情形——此类行为理应上报给更高层级负责人或政府监管机构。
2024年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哨兵奖得主、注册舞弊审查师Sarah Carver与Jennifer Griffith，向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主管举报不当行为后，遭到了报复。这两位举报人揭露了一起涉案金额达5.5亿美元的舞弊骗局，涉案人员包括律师Eric Conn及行政法法官David Daugherty，二人合谋提交了大量虚假伤残索赔申请。Carver与Griffith表示，自她们提出相关担忧后，管理层便开始孤立她们。Carver在2024年接受《舞弊杂志》采访时称：“我们被排挤了。他们骂我们是‘麻烦制造者’，还给我们贴上‘异类’的标签。新来的员工不会被安排坐在我们旁边，而且有人会告诫他们，要是想升职，就别和这些‘异类’有来往。”
腐败的领导层将举报人揭露真相的道德勇气，等同于不忠不义，认为此举会给机构及同事带来经济与声誉的双重损害。
Griffith表示，直到她们的举报诉讼进入证据开示阶段，二人才完全知晓管理层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唆使同事疏远她们的。两人均表示，上级为逼迫她们主动辞职，对其实施了接二连三的报复行为。她们会因报告中的错别字和拼写错误遭到斥责，就连去洗手间的时间也会被严格计时。Griffith在接受《舞弊杂志》采访时回忆道：“在我怀孕期间，这种如厕计时的做法对我来说尤为过分。”
《举报人手册：坚守正义与自我保护分步指南》建议，潜在举报人应多方咨询专攻举报案件的律师，直至找到合适的代理人为止。找到该领域的专业律师至关重要，因为就不当行为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诉讼存在诉讼时效限制。若因时效性问题处理不当，举报人可能会丧失相关法律保护。
律师能够就诉讼时效要求为举报人提供专业建议，保护其免遭报复，并确保其依法获得赔偿。事实上，许多举报人正是因为未能遵守各州或各国诉讼时效的严格法律规定，最终输掉了官司。考虑举报的人士应尽早咨询律师，并思考以下问题：
律师给出了怎样的建议？当事人是否愿意听取该建议？
举报人是否亲眼目睹了机构的不当行为？
相关不当行为是否违反了某项法律法规？
举报人是否因遭到报复而蒙受了损失？
不当行为的严重程度如何？应当向内部还是外部举报？
该不当行为是否对他人（包括所在机构）造成了实际损害？
举报人此次披露行为是否符合获得法律保护的条件？
是否设有经济奖励机制，以激励举报人揭发不当行为？
举报人是否愿意承受并适应同事可能施加的报复行为？
举报人与家人是否已做好准备，投入一场漫长的诉讼——即便胜诉无望，也要证明相关不当行为与报复行为确实存在？
举报人是否掌握可核实、相关且高质量的证据（如书面与电子证据链），以证明不当行为确实发生？
是否有证人能够佐证举报人所主张的不当行为与报复行为属实？若缺乏证据链支撑，案件的举证难度会大幅增加，届时就变成了举报人与对方各执一词。
坚守诚信的人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公众会为举报人喝彩，雇主却往往会对其施以惩戒，使得举报人同时被贴上“恶人”与“英雄”两种标签。不过，Greenhouse在接受《舞弊杂志》采访时坚定地表示：“我很自豪能被称为举报人，也很自豪自己有勇气忠于真相。”但我们必须清楚，举报人挺身而出、揭露不当行为后，未必能得到机构内部人员的认可与感谢。举报人若想减少举报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构建坚实的支持体系——借助同事、家人以及专业律师的力量，获取妥善推进后续事宜的合理建议。
《虚假申报法》对举报人的保护条款
美国《虚假申报法》是揭露舞弊行为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在医疗保健、国防合同及其他联邦资助项目领域的作用尤为突出。这部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个人或实体若存在以下行为，均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意向联邦政府提交虚假付款申报、利用虚假记录或陈述骗取政府付款、合谋实施上述行为，以及拒不支付应付给政府的款项。违法者需赔付相当于政府损失金额三倍的赔偿金，另加按通胀率调整后的民事罚款。
《虚假申报法》还包含多项强有力的举报人保护条款，其中最核心的是其独特的民事诉讼参与条款。该条款允许掌握舞弊证据的普通公民（亦称“检举人”）代表政府提起诉讼。举报人依据《虚假申报法》提起此类诉讼时，需向联邦法院提交密封起诉状。美国司法部可选择介入并接管案件。若案件最终胜诉，举报人可获得追回资金的15%至30%作为奖励。
此外，《虚假申报法》保护举报人免遭报复，禁止雇主以举报为由对举报人实施解雇、降职、骚扰或其他不利的用工行为。若举报人遭遇报复，有权要求恢复原职、获得双倍欠薪，以及赔偿包括诉讼费与律师费在内的专项损失。2024年，美国司法部从涉及舞弊与虚假申报的民事案件中，追回资金超2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案件均由举报人率先发起诉讼。
原文标题：
Whistleblowers: Public heroes, corporate villains
By Frank S Perri, J.D., CFE, CPA
*本文由ACFE China校对翻译，如需转载，请提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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