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Managing Fraud Risk>中文版系列之（五）公司治理

企业丑闻往往很快就能追溯到高层的行为和决策。董事的行事方式（即其行为）以及他们在履职过程中所具备的技能（即其能力），对组织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存在的不足都会引发问题：能力问题通常与绩效不佳相关，而不良行为则通常被认为会导致诚信缺失，包括舞弊。不过，这两方面并非相互排斥，以下我们将从两者对舞弊风险的影响角度，探讨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董事的能力

有效的董事会遴选程序是成功的关键前提。任命董事必须经过全面的遴选流程，借助外部机构（猎头公司、招聘顾问等）发掘最优秀的候选人。其目标应是摆脱传统的被动或“乡村俱乐部”式的模式——即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提名朋友和熟人担任非执行董事。我们在安然案例中就看到了类似情况。准则规定，新董事的遴选应遵循 “正式、严格且透明” 的程序。上市公司通常会成立提名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来主导这一流程。

因此，遴选程序应能更好地保障董事的能力。但这在实际中效果如何？我喜欢在课程中通过向学员提出两个直接问题来探讨这一点：

• 第一，贵组织的董事是否具备胜任能力？

• 第二，您是否确定他们具备足够的专业技能、商业头脑以及对组织和/或其所在行业的经验，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并推动企业的长期成功？

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学员们往往会感到惊讶——他们只是想当然地（并希望）认为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然而，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并非只是修辞。毕竟，任何人要成为董事都无需通过任何测试或考试，因此几乎没有客观的能力衡量标准（近年来，英国董事协会推出了“特许董事”专业资格，这是一个进步，但当然并非强制性要求）。

我热衷于探讨治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20年中，有许多能力不足的例子，这些例子对相关公司的绩效造成了严重影响，有时还加剧了其面临的舞弊风险。例如，莱森在其著作《魔鬼交易员》中明确表示，他对巴林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对其外汇套利交易的技术细节一无所知，因此无法向他提出恰当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可以更早揭露舞弊行为。近年来，人们广泛批评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许多金融服务机构的董事对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复杂衍生品所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总体而言，这种认识不足导致金融体系中风险被严重低估，从而直接加剧了金融危机本身。不过，这并未引发舞弊。

让我们从董事会层面审视其中一些能力问题及其影响。

首席执行官

如果一个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无法胜任工作，那么业绩就会受到影响，董事长最终将不得不要求其辞职。有时这在正常经营情况下就会显现，而有时则只有在危机中才会暴露。后者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以英国石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为例。在对“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悲剧相关情况的调查期间，他被迫辞职。我所读到的关于海沃德的所有资料都表明，他在石油行业的技术方面具备很高的能力。然而，媒体报道的他一系列判断失当且缺乏同理心的言论，以及随后美国政界和媒体对此的聚焦，使他的职位受到了致命打击。例如，在视察受灾的墨西哥湾地区时，海沃德有句名言：“我想找回自己的生活。”鉴于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1人死亡，这句话显得极其不妥。那么，这仅仅是运气不好吗？我从未见过海沃德，因此无法直接评价。但我在课程中遇到过一些曾认识他或与他共事过的高管和经理，他们都告诉我，基于对他的了解，海沃德发表这些言论并不完全令人意外。海沃德无疑是一位技术能力出众的管理者，他有时显然会因面临的困境而感到沮丧。2010年11月，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若他“拥有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表演学位，而非地质学学位”，在处理“深水地平线”灾难的后续影响时，可能会做得更好。然而，有时仅具备技术能力是不够的。在我看来，现代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所需的技能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必须具备沉稳和专业的素养。  

是否所有首席执行官都像海沃德在其行业那样，在各自所在的行业领域具备出色的专业能力？这重要吗？显然，如果首席执行官无法展现出胜任能力，情况会显得极为反常。这也会使组织在困境中更脆弱，因为首席执行官没有可依赖的专业技能，可能在主导董事会讨论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时缺乏可信度。

董事长

董事长是董事会的领导者，负责制定董事会议程、确定工作基调与精神，以促进有效的决策和建设性的讨论。因此，董事长在这一职位上的能力，对于决定董事会的成败至关重要。相较于专业知识，个人素质在此更为重要。诸如个人信誉与声望、善于沟通（既能倾听，又能客观阐明观点和总结立场）等特质，是这一职位必不可少的。

然而，董事长的部分信誉源于其能否为企业做出建设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董事长必须具备广泛的商业经验，和/或拥有所在行业的相关经验。这些看似明确且基础的要求，却并非总能得到满足，即便是在大型公司中也是如此。为说明这一点，我常以北岩银行及其前董事长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为例。

帆船集团丑闻通常被描述为一起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案件，事实的确如此。但它同时也揭露了华尔街的商业腐败行为。涉案人员已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成立者被判处重刑。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案是更广泛打击各类腐败行为的一部分。这包括全球范围内多项针对经济犯罪、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严厉立法与法规。我们此处聚焦于腐败，但特别是所有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都应当熟悉反洗钱立法的广泛要求，例如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英国的《犯罪收益法》。

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反腐败运动主要针对政客，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会滥用权力，通过侵吞公共资金、窃取国有资产来为自己、家人、亲信及同伙敛财。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政权，是其中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但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引发公愤的不仅是政治领导人的腐败，普通民众每天不得不向当地公职人员支付的普遍“贿赂（graft）”也会激起民愤。以印度近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为例，2011年，在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的领导下，印度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反腐败运动，旨在通过迫使印度议会颁布更严厉的立法，来遏制公共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

自1993年成立以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一直引领着全球范围内打击政治腐败的斗争。透明国际是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性公民社会压力团体，其使命是推动变革，迈向一个没有腐败的世界。该组织将腐败定义为 “滥用受托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它与世界银行等组织一道，让人们关注到贿赂和腐败的破坏性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弱势群体而言——腐败导致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下降，儿童死亡率上升。透明国际每年都会发布《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简称“CPI”），评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共部门腐败感知程度，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该指数基于13项独立调查结果，涵盖178个国家。2010年的《腐败感知指数》将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列为全球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而索马里、阿富汗和缅甸则被列为腐败程度最高的国家。

关于腐败的规模，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每年的贿赂成本达1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全球范围内腐败造成的其他损失，例如从中央或地方预算中侵吞的公共资金，以及窃取（或滥用）的国有资产等。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巨大且严重的问题。

商业腐败行为

当然，人们的担忧不仅集中在腐败的政客身上，长期以来也延伸到了企业界。舞弊与腐败联系十分紧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章节中已经了解到，国际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将腐败列为职业舞弊分类中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每个具体案例都会有所不同，但商业腐败计划通常存在一些共同要素。首先，这类计划总是涉及两人或多人的秘密安排。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它会导致一个重要结果——腐败计划很难被识别，因此需要专门的控制措施（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举报热线）来揭露它们。其次，这些计划往往涉及用公司资金向他人（比如公职人员）支付经济利诱，以换取合同的授予。其结果之一很可能是行贿公司的账簿中存在虚假会计记录。这笔款项必须在某处入账，且必须被错误描述以避免立即被发现——我做了多年会计，见过许多名义账簿，但从未见过 “贿赂与腐败” 账户！由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在全球各地追逐合同，这类行为往往涉及海外因素——为了赢得或保住一份利润丰厚的商业交易，可能需要向外国公职人员支付款项（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这些款项可能直接支付，但通常会涉及第三方代理人，即驻在业务开展所在国的人员。最后，款项支付往往是迂回的，在到达接收者手中之前，会通过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多家公司或银行账户流转——其目的是掩盖这些交易的审计线索。

过去 20年中，发生了多起备受关注的企业腐败丑闻，其中包括英国的BAE系统公司案（指控其为获得与沙特阿拉伯的利润丰厚的军火合同而行贿，但从未得到证实）和德国西门子集团案（该工程集团向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取或保住商业合同，这一点已被承认并证实）。这些案例无疑让媒体和公众都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然而，正是全球范围内逐渐加强的反商业腐败法律和公约（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使得这一领域的合规要求对如今的商业组织而言变得至关重要。以下按时间顺序简要概述主要的反腐败立法和公约。董事和管理人员需要了解其中的要点，因为这些规定显著增加了个人和商业组织在这一领域违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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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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