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对话童剑敏律师：企业反舞弊部门行动指南

目前《2026ACFE全球职务舞弊调查报告》已连续发布30年，2026版于今年5月正式发布，中文版报告随后推出并推进全国推广。这一版报告基于2,402例由CFE持证人参与调查的真实舞弊案件，覆盖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通常被看作一把给企业打分的尺子，也被评价为行业内“断档领先”的参考。

但是，这把尺子量出的结果并不乐观。在案件与嫌疑人均已查实的前提下，全球仍有56%的案件分文未回，全额追回的只有15%；亚太区情况更为严峻，约三分之二的案件无法追回任何损失。据此形成的共识是：后端追讨投入再多，损失也已经发生，与其在案发后补救，不如把防范前移。直播由此给出的判断是：把“牢”先补住，羊才不会丢，防范前置是投资回报最高的选择。

报告把形形色色的职务舞弊整理成一棵“舞弊树”，涵盖财务报表舞弊、资产侵占与挪用、腐败与贿赂三大分支，每个分支下再细分具体手法。它的价值在于，无论舞弊形式怎么变，落点始终在这棵树的某个枝杈上。比如收银过程中的职务舞弊，过去可能是通过支票、现金（收银机），如今大都是通过APP、二维码支付，媒介在变，但本质上仍属于同一类舞弊。手法持续迭代，识别路径却不改。

自1996年首份报告以来，举报在每个版本中都是最主要的发现路径；2026年仍以43%领先，明显高于内部审计（15%）与管理者复核（13%）。但是，举报渠道正在迁移。2026年正式举报渠道中，网页端在线表单以46%成为主流，电子邮件占34%，均超过电话热线（23%），热线与意见箱的使用持续回落。入口更显眼、可上传附件、匿名效果也更好，企业不妨自查一下自家举报链接是否畅通。

报告也显示，超过一半的举报来自员工（55%），其次为客户（21%）与供应商（11%），内部举报文化至关重要。直播中特别强调，举报的关键不是匿名还是实名，而是信息够不够扎实、对公司的损害够不够大。实务中重视两点：一是举报人保护与反报复制度；二是及时反馈，哪怕72小时内告知“已受理、正在查”，也是对举报人的交代。另外，线索量大、人手有限时，也可按质量与损害程度分级处置。

从公安转入企业，最直观的差别是支撑体系。体制内有法律授权，以及技术侦查、网络侦查、现场勘查、法医的全链条配合；企业内只能向IT、财务、HR、业务部门借力。能不能把线索落地，考的是调查基本功加对企业流程的熟悉度。

外企对员工隐私的尊重程度更高，看似“使不上劲”，实际要换一条路：把举证责任设计进流程。查出的疑点由被调查人举证说明，相关规则写进员工手册，形成明文化的公司治理制度；再叠加访谈的控场能力。

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舞弊实施者是第一次犯案（约87%此前没有舞弊相关的指控或定罪记录）。这意味着企业面对的多是抱着侥幸心理的普通人，而非惯犯。一个几乎零成本的应对，是在流程中增加一次确认，例如线上报销提交前的二次确认弹窗，提示凭证与事项将被复核，就能拦下一批侥幸。

围绕防范，直播梳理出一组可落地的动作：最高层站台，全员廉洁宣讲请董事长或最高管理层出席，基调比课件更重要；培训覆盖第三方，供应商、经销商同样是举报来源，也是“穿透式监管”的风险传导路径，培训到位才谈得上尽职免责；全员参与，反舞弊不只是合规部的事，HR、财务、业务负责人都是节点；管理者复核做实，签字即责任，CEO、CFO在财务报告上签字不应只是形式；举报人保护与反报复制度向全员公开宣示；设定举报受理时限与进展反馈；审计与反舞弊并肩作战，例如说把“审批金额长期卡在权限上限”纳入内审的行为红旗清单。

同一件事，外企与民企可能会是两种打法。外企培训体系层层覆盖、制度流程与举报人保护相对成熟，但容易流于形式化，且沿用总部案例，与国内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脱节；民企意识快速提升、更贴近本地场景，却体系化不足，存在“董事长文化”、重打击轻前端、举报人保护缺位等问题。改进方向上，外企要做本地化案例与穿透式尽调，民企则要把预算与人力从后端调查前移到培训与体系建设。

直播中，童律师举了一个利用AI发现采购招标过程中可能存在围标串标的舞弊情况。几家表面无关联的供应商，在把董监高与股东信息拆细后，可能发现A公司的甲股东与B公司的乙股东曾共同出资成立第三家公司，围标串标的疑虑由此成立。这类穿透工作人工很难完成，AI却能胜任；案例中采购部门原本并未识别到这一层，事后被要求把该动作固化进流程。

但AI的边界同样清楚。调查流程要随案件独特性重排先后、做取舍，本质是高度定制化的；AI能给出完备的方案，最终判断仍要由人来做出。真正的分水岭不是会不会用工具，而是会不会提问，把侦查思维翻译成指令才是能力所在。每个人搭建的skill或agent也会因所在企业的SOP、产品与市场而异，工具本身是个性化的。

对律师而言，反舞弊对抗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属于长期存在的领域，但仅靠法律服务不够，需要懂甲方流程、机构设置、产品结构与商业逻辑，最好的路径是先到企业做三到五年实操，没有机会的，与有实操能力的律师合作或转介绍。

律所若要新拓反舞弊板块，看两端：客户端有没有可信任的企业客户，交付端有没有一两位能挑大梁的调查与刑事控告律师。企业挑选外部团队同样看两点：团队履历里有没有甲方反舞弊实操经历，案例能不能讲到足够细，能讲多细代表做得多实。

对年轻人而言，尤其是专业为财务、审计、法律、侦查的年轻人，完全可以在初入职场、甚至还在学校就读时，就把反舞弊作为职业方向。这一方向很有前景，国内企业对反舞弊专业人才的需求正在持续增加。ACFE协会也开始面向在校生招募学生会员，并配套奖学金、在职CFE导师与实习机会，鼓励年轻人选择这一行业；CFE课程的学习，也完全可以放在学校就读期间开始。国内民企设置独立舞弊调查部门的比例仍不高，空缺机会较多，正是年轻人尽早切入的好时机。

出海初期，企业很难在每个国家配一支调查团队。可行的模型是“项目制”：由国内有反舞弊能力的律师团队做项目经理，对接目标国合作律所落地，当地律师负责访谈、取证、材料整理与向执法部门发起控告，国内团队负责业务目的对齐与节奏把控。

ACFE的网络在这里有实际价值。截至2026年9月，全球会员超过10万人，在全球设有200多个分会（本版报告覆盖14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设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台湾等分会，需要“当地懂行的人”时，分会与CFE持证人是现成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