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博客 | CFE如何为辩护方拆解舞弊问题

舞弊调查员常以控方协助人员的身份为人熟知，但众多注册舞弊审查师也会凭借专业能力，为辩护方提供专业支持与诉讼协助。本文采访了拥有辩护团队从业经验的注册舞弊审查师，探讨其工作流程、面临的挑战，以及辩护工作为职业发展带来的增益。

注册舞弊审查师、注册会计师/法务取证会计师Tiffany R・Couch曾受聘在一起洗钱案件中担任被告代理顾问，彼时当事人面临的指控看似清晰明确。美国政府出具的一份包含十六项罪名的起诉书中指控，华盛顿州普亚卢普印第安保留地多家烟草店经营者，串通烟草批发零售企业TK麦克公司，多项实施电信舞弊、洗钱及违禁无烟烟草贩运行为。美方初步估算该案涉案犯罪损失金额达 1250 万美元。

Couch就职于acuity法务鉴证公司，担任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她带领团队核查各项指控后，发现多处事实错误。控方指控店铺经营者未如实登记购销记录，但经法务核查确认，该批经营者另行使用一套独立收银系统，完整记录库存与销售数据。针对所谓 “支票换现金操作模式” 的指控，Couch逐一核验凭证，发现多份合法合规的正规发票，却被检方错误定性为虚假票据。此外，控方大幅高估了税收流失金额。

依托团队核查得出的关键证据，辩护方成功为当事人缩减罪名数量，并争取到刑期减免。在第三十四届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全球舞弊大会的分享环节中，她介绍到，原本起诉书中1250万美元的涉案损失，最终核实仅为 300 万美元，仅保留一项共谋洗钱罪名。通过全面的数据核查，其团队证实，原始起诉书当中的犯罪损失金额被高估76.07%。

舞弊审查工作并不止步于风险识别，反舞弊从业人员的工作范畴通常延伸至诉讼环节。大众普遍认为，该类专业人士主要为控方提供分析研判与专业意见，事实上，舞弊调查员同样会为辩护方提供专业服务。《舞弊杂志》专访了深耕辩护协作领域数十年的资深注册舞弊审查师，围绕辩护专家的职能定位、辩护工作的特有难点，以及从业人士承接辩护业务带来的职业价值展开深度解读。

在对抗式司法体系中，金融犯罪案件的控辩双方均有责任收集、解读证据，但辩护团队与控方的工作流程存在显著差异。

控方专业人员依托现有证据梳理案件事实，明确被告人在犯罪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全部待审指控均以此事实逻辑为依据。

与之相反，辩护方专业人员的核心工作是核查并验证控方各项指控的真实性，职责重点在于反驳控方观点，而非自行依据证据构建事实论述。部分辩护专家需专门出具专业意见，驳斥控方论证，就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为提出合理怀疑。

注册舞弊审查师、法务注册会计师Janet M·McHard表示：“受辩护律师委托介入案件时，整套作案模式已被完整指控。我们需要核实的是，同期留存的客观记录能否佐证相关指控，或是该类交易模式存在可证明当事人无罪的合理缘由。”她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McHard法务会计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辩护方向的舞弊调查员无需核查舞弊行为是否真实发生，而是直接面对已被列明的涉嫌作案事实。McHard解释道：“两类工作流程大体相近，但辩护工作的核心前提十分明确，起诉书中已完整列明被控作案模式，调查员可直接锁定核验范围。”

辩护专家可对证据作出合理解读、开展差异化分析，或是指出控方调查方式存在的漏洞。同时，就银行流水、存款记录、作废票据等被遗漏或错误解读的证据，向辩护律师提供专业参考意见。

Couch表示：“我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向辩护律师申请调取专项书证材料。倘若控方自始至终未采信该类文件，其案件指控逻辑便存在重大瑕疵。”她指出，依据法律规定，控方必须向辩护方移交案件相关文件，保障被告人及辩护团队开展抗辩工作，其中包含核对指控罪名。若控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立案起诉、提出指控，辩护方完全能够核查出起诉文书中的事实错误与判定偏差。

舞弊调查员可为辩护方提供专业建议，拓展分析维度，并评估案件各项证据的证明效力。通过梳理资金流向、甄别虚假记录、解读税法条例、阐释电子证据与财务报告内容，帮助辩护方厘清复杂的金融事项。其专业知识能够协助辩护律师，更好地引导当事人应对刑事司法程序。依据不同司法辖区规定，担任辩护专家的注册舞弊审查师可就现有证据与控方指控向律师提供咨询，并制定辩护策略，包括设计针对证人及被告人的问询内容。

Couch回忆了自己接手首个辩护案件的经历，彼时她从业仅有数年。

她在《舞弊杂志》采访中提到：“一位知名资深辩护律师联系我，表示当事人被指控盗窃福莱纳公司800万美元资产。”当时她对辩护类工作心存顾虑，固有认知认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核心目的，是为有罪人员洗脱罪名。

“后续我与该律师再次沟通，对方表示：这份法务会计师出具的专业报告内容晦涩难懂，希望我协助解读。若当事人确实存在舞弊行为，需要我如实说明，并精准核算实际损失金额。”

Couch核查相关数据后，查实当事人盗取800万美元的相关证据，并以比原版法务会计报告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辩护律师拆解整套作案模式。她在《舞弊杂志》中表示，在众多辩护案件中，辩护方往往需要深入厘清被指控的舞弊手法。
Grant律师事务所专为白领犯罪涉案人员提供法律服务，业务涵盖政府调查、量刑审理及刑满释放后法律协助。事务所创始人Jeff Grant指出：“从实际经验来看，辩护律师往往未能充分借助舞弊调查员的专业力量。案件初期就应引入注册舞弊审查师及各类专业人员，让律师掌握完整信息，以便在认罪协商、量刑前调查、宣判、刑期减免乃至赦免申请等各个环节，开展有效辩护。”

北卡罗来纳州数字取证专家、注册舞弊审查师、私家调查员、数字取证调查师Derek Ellington在采访中提到，舞弊调查员的核心作用，是帮助律师理解复杂的业务流程与技术原理。“当事人被捕后会形成警方笔录，而律师普遍缺乏技术背景，无法理解涉案犯罪所用到的技术手段，当事人也常会给出各类辩解，例如无线网络被入侵等理由。”

Ellington表示：“我会配合律师，使其充分掌握当事人面临的全部指控。这项工作并非单纯寻找控方漏洞，而是让律师理清案件本质，进而向当事人做好解释沟通。”

舞弊调查员可为辩护律师出具证据分析报告，客观判定当事人在金融犯罪案件中的责任程度。辩护律师将依据该分析结果，判断当事人选择认罪协商还是开庭应诉。McHard指出：“只要我能依托同期原始证据，尤其是银行等第三方留存的客观凭证，出具客观事实分析，案件往往更容易达成和解，各方均可还原事实真相。”

“我的工作核心，是输出真实、可靠的案件事实，协助各方合理判断案件是否应当继续追诉、是否适合认罪协商，以及当事人是否应当接受现有认罪协议。”

财会领域专业人员还会精准核算实际损失金额。Couch说道：“涉财类犯罪的量刑主要依据两项标准，一是犯罪性质，包括身份盗用、侵占、欺诈舞弊等类型；二是涉案损失金额。”

Couch向《舞弊杂志》介绍，在美国，涉案金额越高，刑期越长。“法务会计师与舞弊调查员必须保证损失金额核算准确无误，一旦金额被高估，当事人将承受超出合理范围的刑期。”

部分律师缺乏金融犯罪案件办理经验，需要依靠辩护方专业人员解读涉案指控。Ellington表示：“身为数字取证专家与舞弊调查员，我必须比合作律师更精通本行业相关法规，这也是我方被委托聘请的核心原因。”

若辩护律师无金融犯罪办案经验，便难以开展扎实有效的辩护。McHard认为，一名精通谋杀案件中法医学、血迹证据、弹道分析的刑事辩护律师，未必具备梳理舞弊案件书面资金线索的能力。

“公职辩护律师若从未接触过书证繁杂的金融类案件，往往会选择回避此类委托，无从开展案件处理工作。”

Grant补充道：“案件研判视角多元，律师不具备舞弊调查员的专业技能与实操经验。优秀的舞弊调查员应当明确自身的团队协作定位，共同处理复杂案件，团队各成员各司其职、互补协作。”

辩护团队普遍面临的一大困境，源于公众对辩护律师及专家角色的普遍误解。《法律与秩序》《犯罪现场调查》等影视作品，让大众片面认为，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为有罪之人脱罪、帮助其逃避惩处。多国司法体系刻意设置控辩双方的对抗模式，进一步固化了“正义方”与“对立方”、善恶对立的刻板认知。对抗式司法体系的初衷，是由辩护方提出抗辩事实、制造合理怀疑，制衡控方指控，但辩护方时常被贴上不可信的标签。

Ellington在《舞弊杂志》中表示：“检察官往往依托国家公权力背书，天然具备公信力。警务人员、刑侦人员普遍被视作正直的公职人员，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反观辩护方专家，服务报酬由被告人自行支付，贫困案件则由政府拨付，这一点常被刻意对比放大。

控方会刻意营造一种舆论导向：执法人员只是依规履职，而辩护专家只为报酬行事，收了钱便随意出具言论。

大众因此将辩护专家视作唯利是图的雇佣顾问，刻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只为帮嫌疑人脱罪。”

Ellington建议，出庭作证的舞弊调查员，若遭遇检察官以薪酬问题质疑专业公信力时，无需慌乱或窘迫。专业人员凭借专业服务获取合理报酬无可厚非，应当从容、坦诚、直白地如实作答。

担任辩护专家的注册舞弊审查师指出，委托方辩护团队同样秉持客观原则，全力还原案件事实。Couch表示：“媒体对辩护工作的报道存在严重失实。外界认为辩护律师只为帮当事人脱罪，这与我的实际从业经历完全不符。从业至今，从未有辩护律师提出过此类要求。辩护律师真正想要的是厘清事实全貌，进而合法合理地维护当事人权益。”

”McHard补充强调：“刑事辩护律师素养出众、专业过硬，始终秉持职业初心，依法依规为当事人开展合理辩护。”

倘若遇到不择手段、一味追求无罪判决的无良律师该如何应对？Couch答道：“一旦发现这类违背职业底线的合作方，应当果断终止合作，不必勉强维系委托关系。”

在刑事案件，尤其美国司法实践中，控方对案件进程的掌控力远高于辩护方。Ellington谈到：“刑事案件中，控方的优势全方位、难以估量。简单比喻：控方永远坐拥主场优势，而辩护方始终是客场作战。”

拟定罪名、明确指控事项与时间节点等核心权限均由控方掌握。案件日程、庭审安排、整体节奏完全由控方主导，使辩护方天然处于劣势。Ellington解释：“辩护团队接手案件时，控方往往已开展长期调查取证。辩护人员必须即刻投入高强度工作，时间紧迫、节奏仓促。”

控方同时掌握双方证人的管控主动权。“辩护方申请传唤证人时，控方可通过多种方式限制证人出庭作证，甚至否决辩护方关键证据的采信。控方权力范围更广，辩护方缺乏对等的制衡与反制能力。”

Ellington在《舞弊杂志》中表示：“打个通俗的比方，控方永远是主场作战，而辩护方始终是客场作战。”

辩护方需向控方调取案件证据，但该流程往往并不顺畅。Couch向《舞弊杂志》介绍，执法机关掌握的全部证据，辩护专家未必能够完整获取。尤其是在联邦案件中，执法部门会统一扣押所有电脑设备、银行资料及书面文件。倘若扣押材料未完整移交，被起诉及逮捕的当事人将难以获得有效辩护。

Couch指出，辩护专家必须主动申请调取资料，即便如此，也未必能拿到全部所需材料。“我往往只能收到批量PDF文件，无法获取电子表格、财务软件台账及各类原始电子数据。因此工作存在明显局限，调查分析只能受制于现有资料范围。”

然而，控方相较于辩护方的最大优势，在于更容易获得法官与陪审团的信任。Ellington认为，辩护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会从公众蔓延至法官、陪审团及所有庭审参与人员，极易导致案件裁决对被告人产生偏见。

部分法官会表现出明显的控方偏向，这一切都会被陪审团看在眼里。Ellington说道：“我曾参与一起案件，法官频繁打断辩护律师的发言，多次驳回辩护方的合理申请。法官若始终将辩护方置于弱势的客场地位，会直接影响陪审团对辩护方的客观判断。”

Ellington曾在卡伦·里德谋杀案审理中担任辩护专家。他将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办的第三十七届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全球年度大会上，以现场及线上形式分享该案内容。他表示，该案法官对待检察官态度谦和，对辩护方却言辞生硬，准许控方多项动议，却驳回辩护方的同类申请。里德的辩护律师Alan Jackson在采访中也坦言，辩护工作阻力重重，法官审理缺乏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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